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缔造的壮阔篇章，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座高耸标杆。为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版特设专题策划，跟随红军战士的足迹，与读者共同探访长征途中若干关键地点，发掘感人的长征事迹，讲述伟大长征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延续与发扬。
——编 者
于都河长征渡口
卜 谷
宁静的于都河，由无数溪流汇聚成600多米宽的河面，在夜色中缓缓流动。
“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长征组歌》中提及的20多个地名里，排在首位的便是于都河。
于都河，是赣江主要源头贡江在江西于都县境内的称呼。为保障红军顺利渡河，当时征集了赣江流域800多条大小船只，分布在上下60公里的河道上，用于摆渡或搭建浮桥。沿河两岸的居民贡献出家中的门板、床板等木材。一位年过七旬的曾大爷，甚至将自己的寿材也送到了架桥现场。
浮桥的架设均在黄昏5点后开始，次日清晨6点半前拆除，随后在两岸依次隐蔽，傍晚后再重新搭建。据统计，在于都县30公里的河段上，设有红军主要渡口8个，架设浮桥5座，先后搭桥、拆桥15次。在未搭浮桥的渡口，水浅处红军直接涉水过河；水深处则由渔民驾驶渔船护送红军渡河。
于都河的水声，既悄无声息，又震耳欲聋。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在于都河以北地区完成集结。从17日起，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南渡于都河，开启了著名的长征。
从此，这条河不再仅仅是一条河流，它在历史中获得了独特的意义。昔日的县城东门渡口，矗立着一座石刻。那是1983年12月23日上午，杨成武将军来到于都县，当场挥毫题写了“长征渡口”四个大字。
如今，“长征渡口”石刻处，建起了一座纪念园。我看到园内石刻左侧是陆定一手书的《长征歌》第一首：“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右侧是叶剑英1962年建军节为缅怀当年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所作的诗：“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两种声音，面对于都河水，隔着岁月相互凝视。
这块石刻后是滔滔江水，旁边不远处的长征源大剧院频频传出《长征组歌》的嘹亮歌声。演出队伍是长征源合唱团，自2010年成立以来，坚持公益演出16年。合唱团是于都县的一张文化名片，由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160余名红军后人自发组成。每次演出，他们都身穿红军服，站得像一队队红军战士。他们唱的不仅是技巧，更是血脉中的回响。
易克美原是一名中学教师，2015年便加入了于都县长征源合唱团。她有3位红军爷爷，两位在战斗中牺牲。还有一位爷爷在突破乌江时受伤返乡，后由太奶奶作主，与小爷爷的遗孀结婚，成了易克美的亲爷爷。按照赣南客家的规矩，父亲入族谱时写在了3位爷爷的名下，“一子顶三房”为3位爷爷延续香火。顺理成章，易克美与弟弟易克云便成了3位红军爷爷的孙女、孙子。易克美把合唱团的演唱视为一项重要工作，将公益事业当作一种信仰来坚守。她从不因故请假，甚至几次生病也不缺席演出。
“长征渡口”石刻上游的潭头村，发出的是另一种回响。村民孙观发珍藏着一张烈士证书，那是他父亲孙道发1934年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在湘江战役中壮烈牺牲的见证。这个不到400人的村庄，有姓名可考的红军战士就有33名，其中32人再也没能回来。
潭头村党总支书记告诉我，这个村有6000多亩富硒土地，这些年建成了硒博馆、富硒蔬菜产业园……琳琅满目的富硒农产品销往各地市场。潭头村也被列为江西省生态文明示范基地、省乡村振兴示范点。
渡口可以定位，河水不会停歇。如今，于都河上昔日8个红军主要渡口间，横跨着5座现代化公路桥，取代了当年靠渔船摆渡和门板拼出的5座浮桥。桥的名字组合，恰是红军、集结、渡江、长征、胜利。这5座跨江大桥如同5道彩虹，也是一组现代化的碑刻——一个民族将自己的记忆刻进了岁月深处。
吴起寻树
张 铁
到陕西吴起时，天蓝得发亮。胜利山下，拾级而上，终点，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矗立；碑顶，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雕像，像两棵长在一起的树。回头看，台阶中间的红色石面上，刻着一条时间轴，最终定格在：“1935年10月19日，吴起。”
那一天，同样是个大晴天。“吴起镇披着灿烂的阳光在欢迎我们。”杨成武的《忆长征》中，这一刻满是胜利的兴奋。
“很多人忘记了几天行军的疲劳，像小孩一样，连跳带跑，直往吴起镇跑去。”成仿吾记录下这一刻，“大家兴奋地不约而同地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
吴起，是抵达之地。
石面上的时间轴停住了，吴起的时间轴却还在延伸。
绕到纪念碑后，沿红军长征步道往上走。风从林间吹过，树叶簌簌地响，像当年行军的脚步声。山顶，一棵杜梨树枝繁叶茂。树下，毛泽东主席雕像从容坐定，望向远方。当年的10月21日，他就是在这里指挥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切尾巴战役”，坚决“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去”。
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记得这棵杜梨树，树上结着吃起来又酸又麻的东西，毛主席却说“这个很好吃”。召开作战会议后，他在树下休息，气定神闲地说：“枪声响得激烈时不要叫我，到打冷枪的时候再叫我。”
这棵杜梨树，长了不知道多少年。果子落在地上，又长出一棵小树，如今也已六七十年。
顺着毛主席的目光远眺，层层叠叠的山峦，层层叠叠的绿。苍山如海，只是这海涌动着绿色的波涛。油松、侧柏、刺槐、山杏、山桃……谁能想到，上世纪末，这里还“山是和尚头，沟是干丘丘”。1995年的一张卫星遥感影像图显示，吴起整个县域几乎没有一点绿色。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1998年，吴起在全国率先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点打响了“绿色长征”第一枪，成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
杜梨树，见证着红军长征的抵达；而另一棵树，则标记着一场绿色长征的出发。
“走，带你去找树。”吴起县城东部，白于山腹地，有个叫南沟村的小山村。村史馆里，老支书闫志雄指着起首的一张照片，照片里，光秃秃的崖畔上，孤零零立着一棵老杨树。那是绿色长征刚刚迈出第一步时的样子。
跟着老闫上山，漫坡的树，根连着根，枝挨着枝，叶接着叶。风吹过，树叶齐齐翻面，山像抖了一抖。老闫指了半天，也没指准。那棵老杨树被满山的绿藏起来了。最后，他把手放下来：“不找了，这山上每棵树，都是从那会儿长起来的。”
回忆起这场长征的“出发点”，老闫笑了，“光是羊要圈养这事，就磨破了嘴皮子。”进窑洞、拉家常、讲政策，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羊子嘴是一把剪、蹄是四把铲，树苗苗刚冒小尖尖，就被啃个精光。”闫志雄说，“树栽不活，还得熬苦。”道理像树根扎进黄土，钻进了群众心底。全村上千只羊，散牧转成舍饲。
背上树苗、拎起水桶，走在最前头，闫志雄成了“种树书记”。男女老少扛起铁锨、揣着干粮，“走！咱跟着书记去种树！”圪梁梁、崖畔畔，一棵接着一棵栽，一栽栽了十几年。如今，吴起的山头披上绿装，而圣地延安已成为“国家森林城市”。
找不到树，老闫却兴致不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水库还是水库，水上却漂起游船、快艇；果园还是果园，却挂上了研学基地的牌子；窑洞还是窑洞，往里走却有了带抽水马桶的卫生间……不光是栽树种果、农文林旅，县里还搞起“碳汇”交易，绿水青山可以直接变现。老闫说，树长起来了，人也留下来了。
从南沟村回到县城，胜利山上已经亮起点点灯光。流淌而下，成了北洛河两岸的街灯。街道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近处草地上，有人搭起帐篷，车就停在一旁。
红军到达时，吴起镇只有11户人家，许多领导人也只能露宿野外。1944年，“长征四老”之一的谢觉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写下七绝《宿吴起镇荞麦地》：“露天麦地覆棉裳，铁杖为桩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
杜梨树仍然苍翠，老杨树安然隐身。当年转战万里的星星之火，如今化作了万家灯火。料想，如果谢老再露宿，可以拴马树下、扎营林间，看满城灯火、枕两耳松涛，会睡得更稳、更沉吧。
历史的回响
欧阳黔森
在贵州这片红色土地上，矗立着数不清的山峰。我的职业曾是在这万峰成林的大山里寻找矿藏，没想到我却找到了精神的富矿。行走在这崇山峻岭之中，有无数的鲜为人知的红军故事让我为之落泪，由此萌发了想把这些故事写出来的愿望。当成为一名写作者后，我重走长征路，为的就是实现那个心心念念的愿望。之后，就有了长篇小说《雄关漫道》《起来》，有了电视连续剧《雄关漫道》《伟大的转折》。从聆听红军的故事，到书写红军的故事，我形成了这样的认识：长征精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革命理想高于天，这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一句口号，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排除万难，不惜牺牲，用钢铁般的意志捍卫信仰，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理想。
钟赤兵就是这样的钢铁战士，在娄山关战斗中，他身中9弹，腿骨粉碎，仍坚持参加战斗，直至战斗胜利后才从火线上撤下来。《三国演义》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尽人皆知，而发生在钟赤兵身上的这个故事，可以说更令人震撼。钟赤兵的伤口发炎，必须截肢，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器械，只有老百姓上山砍柴的柴刀一把，木匠使用的半截木工锯。这样的医疗条件，让他的伤口反复感染，半个月内3次截肢。他不但挺了过来，还拄着拐杖，单腿走完了长征。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军当中，贺炳炎、彭绍辉、余秋里等多人，不是独腿、就是单臂。像钟赤兵这样的英雄，在红军战士当中举不胜举。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色基因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在拍摄长征题材电视剧《伟大的转折》的时候，导演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没想到都快90年了，这里的老百姓对红军的感情还是这样的真诚、质朴。”听他这样一说，我心里就升腾起了一种自豪感，他说的是我的父老乡亲。这群人中，就比如我认识的龙爱兵、龙元彬吧，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村民。但当他们看见参演的武警战士穿上红军的服装在行军时，就带领村民打起了横幅：“红军回来了。”他们还真诚地说：“我们的好日子都是红军打下来的，要以苗家的最高礼仪款待红军。”于是这些村民你10块钱，他20块钱，凑了1万多块钱，执意要买一头黄牛，宰杀了用来慰问摄制组里的“红军战士”。
龙爱兵等村民，有的是绣娘，有的搞养殖，有的从事山地特色农业。今年见到他们的时候，是在一大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里，龙爱兵说：“我们山区人种了一辈子的地，没想到能种上田成方、地成块、沟相通、路相连、涝能排、旱能灌的高标准农田。”从他的笑容里，我分明感觉到他的获得感、幸福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遵义市花茂村考察时说：“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今，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乡村全面振兴如火如荼，在这一块红色的土地上，扬起的笑脸，是乡亲们油然而生的喜悦。
我不止一次登上娄山关，看着这一片沸腾的群山。一句“这盛世如你们所愿”的声音不由在我耳旁响起，我想，这肯定是当年跨越这道雄关的每一个红军战士最想听到的声音。
这是历史的回响！
木质借据
泽让闼
“老庚：我们在这坵田内割了青稞一仟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牌可作我们购买你们这些青稞的证据。请你们归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我们吃你们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与你们所需要的东西，在你们还未曾兑得这些东西前需要好好保存这块木牌子。前敌总政治部 麦田第××号。”
这是红军在毛儿盖筹粮时留给老百姓的木质借据上的文字，正上方用粗大的笔画写着“割麦证”，属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四川松潘县红军长征纪念馆。
2011年夏日，我上完课刚到办公室，就听同事们在议论一件刚发生的事：松潘县克藏村仁青卓玛家翻修房子的时候，从拆下来的旧木板里发现了红军留下的“木质借据”，幸好他们家请的木匠识得字，把这事说给村里的一位离休干部尼麦，尼麦知道事情重大，赶紧上报乡政府，这块“割麦证”才没被当成普通木板处理掉。
一段尘封的历史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很多当地老百姓口述的往事在证物中鲜活了。
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从黑水县翻越打古山，到达毛儿盖地区。一路走来，粮食一直是红军队伍急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连续翻越环境恶劣的大雪山，疲惫的队伍急需休整。毛儿盖正好是个绝佳之地，不仅地势偏远闭塞，而且有最宝贵的东西——粮食。只是，高原的7月，青稞还没有成熟，还得等。
经过一个月休养生息，青稞终于成熟，可筹粮还得斟酌。自红军进入毛儿盖，当地老百姓因不了解情况，躲进了深山，要筹粮却找不到主人，于是，他们把借据写在一块块木板上，插在田间地头，为老百姓许下了庄严的承诺。
我曾经采访过老红军的后人，阿妈纳么措回忆他父亲的话时说，当时战士们不只把木质借据插在庄稼地里，到老百姓家里筹粮的人也把借据写在主人家房屋的壁板上。等红军队伍离开后，老百姓陆续回到村寨，看到地里的木质借据，没人认识上面的汉字，结果，有的被拿去镶了壁板，有的做了粮仓的盖子，一件件逐渐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
8月，红军队伍开始过松潘草地。虽说主力部队穿过草地只用了七天七夜，但有些队伍却历经二过、三过草地才最终抵达班佑。这样，红军在松潘地区辗转驻留的时间就更长了。
时光荏苒，转眼70多年过去。2011年，仁青卓玛家的“割麦证”被发现，消息传开，很多人不顾毛儿盖的偏远和道路颠簸，跑来采访拍照，甚至有私人收藏者开出高价想要收走，但主人家不为所动。很快，木质借据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政府问主人家想兑换什么东西？或者兑换多少钱？他们却什么都不要，把木质借据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过后，又有两户人家分别发现了木质借据。一块无偿捐献，一块被主人家用洁白的哈达包裹着，珍藏起来。这一块块“割麦证”见证了当地老百姓为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
转眼间，长征胜利已90年。如今，一项项惠民政策让毛儿盖发生了巨大变化。回想我刚到那里上班，村寨里房屋破旧，有些歪斜的土墙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