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电影节的机会，我头一回踏上了釜山的土地。挑了最划算的红眼航班，清晨六点多抵达。阳光格外充沛，机场大巴沿着跨海的广安大桥向东驶向海云台，窗外是耀眼的海面，如同燃烧的镁条。这片海景在后来的每一部影片开场反复浮现。
开幕前的午后，我在电影宫附近随意溜达，偶然在乐天百货楼下撞见几位年长人士，他们零散站着，举着牌子。我向同行的本地朋友打听他们在抗议什么。
朋友瞥了一眼牌子上的韩文。哦！她说，是最近一部引发争议的电影。
我试探着问：是《暗杀者们》吗？
没错，她补充道，还有人跑到主演柳海真家门口去抗议。
《暗杀者们》，2026
动身去韩国之前，我已经看到了新闻：一些保守派和右翼人士正在抵制这部新上映的电影。就连釜山国际电影节也发布了声明，主创团队原定前往釜山的行程被临时叫停。
这部电影探讨的，是韩国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疑团——究竟是谁的子弹夺走了韩国前总统朴正熙夫人的生命，现场是否还有其他杀手。但在1970年代韩国严苛的新闻审查环境下，公众只能接受官方盖棺定论的说法。
重新审视充满争议与谜团的历史题材，与官方争夺历史叙事权，在韩国电影创作中并不罕见。就像《思悼》和《夜枭》，前者的谜题是朝鲜英祖为何要处死自己的儿子，后者则聚焦从清朝作为人质归来的昭显世子为何离奇死亡。
《与王生活的男人》，2026
可以说，我对韩国电影的一大兴趣点就是历史题材。比如实学家丁若铨被流放黑山岛的《兹山鱼谱》，以及今年登顶韩国影史票房榜首的现象级作品《与王生活的男人》。它们吸引我的共同之处，大概在于创作者擅长从真实历史或现实中汲取素材，再加以艺术加工和想象。即便故事发生的年代久远，作品本身传递的价值观却不显陈旧，反而能与当下产生共鸣，让观众从中看到某种对现实的隐喻式抵抗。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韩国文学。韩江的《少年来了》取材于1980年5月光州事件中的遇难者故事，另一部《不做告别》则改编自1948年的济州岛大屠杀。李沧东早期的小说，聚焦于韩国社会转型时期小人物命运的《烧纸》和《鹿川有许多粪》，几年前也相继在中国出版。今年9月，他的新片《可能的爱》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大奖，我也在这次釜山之行中得以观看。
《可能的爱》，2026
韩国创作者对政治暴力、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关注与书写，令人感慨。当创作文本拥有扎实的现实基础，当历史记忆被允许挖掘和重新讲述，也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尖锐而多元的文化产业，如何能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在釜山，窥见亚洲电影中的家庭
创办于1996年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已经走过了第31届。今年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联合会改革电影节分类标准后，它也成为被认证的17个“A-List”电影节之一。
回到最初，那一年的韩国为何会诞生一个国际电影节？为什么选址在半岛南端的海滨城市釜山，而非韩国电影的长期代名词“忠武路”所在的首尔？
上世纪末，正值釜山申办2002年亚运会，政府和电影界希望借此机会振兴釜山的影像文化，同时提升这座城市的国际知名度。1995年8月，几位来自釜山的大学教授和影评人找到已退休的文化部官员金东虎，寻求帮助，希望在釜山创办一个“规模不大但声誉卓著”的电影节。金东虎曾担任韩国电影振兴公社（现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社长，此后他开始向各方筹集支持与资金。次年，首届釜山国际电影节顺利举行。这一时期也是韩国电影黄金时代的开端——电影映前审查制度被废除，随后韩国逐步建立了电影分级制度。
《事到如今谈什么爱》，2026
作为釜山国际电影节前任主席，金东虎在采访中提到，釜山电影节迅速成功的关键在于其精准定位，即“成为亚洲青年电影人和新电影的发现平台”。从创立之初，釜山电影节就是亚洲电影的重要推手。1998年，它启动了釜山推广计划（后更名为亚洲项目市场），为亚洲导演提供寻找资金和合作的平台。
去年，釜山电影节首次设立了“主竞赛单元”，参赛影片全部来自亚洲。此前，它作为一个以非竞赛单元为主的电影节，除了呈现来自欧洲三大电影节（戛纳、威尼斯、柏林）的佳作，还设有专门展映亚洲和韩国作品的“亚洲电影之窗”单元和“今日韩国电影”单元。
以今年的入选名单为例，来自59个国家的246部影片中，亚洲地区的作品达160部，占据半壁江山。在这些亚洲电影的样本中，我们看到，创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将叙事之刃指向了「家庭」。
新型家庭，事到如今谈什么爱？
在主竞赛单元，日本导演广濑奈奈子对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恋传统家庭结构提出了挑战，《事到如今谈什么爱》呈现了三人成家的家庭想象。片中，长泽雅美饰演的女主角在丈夫与同性恋人之间周旋。剧照发布时，看到三位主演相拥在一起，不禁让人好奇影片会如何探索和描绘这种幽微而复杂的情感。他们的故事走向如何？身处多元的感情关系中，每个人如何在嫉妒与竞争、激情与爱意之间摇摆？这是我走进影院前最大的期待。
《初次尝到寂寞》，2026
同样来自主竞赛单元的《初次尝到寂寞》，则展现了一个由祖孙三代组成的“全女家庭”，同时探讨了银发婚姻重组家庭的问题与可能性。奚美娟饰演的外婆在丈夫去世后，与周迅饰演的女儿的中学老师走到了一起。两个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因两位老人的结合而联结，他们需要面对的是日常中谁来赡养、生病后谁来照护的现实问题。
在“亚洲电影之窗”单元，导演阮凤仪的《幸福快乐的日子》和导演周彤的《谎言生活》，两部华语片不约而同地刻画了一个生于传统家庭、向父母隐瞒性取向的女儿。其中，《幸福快乐的日子》还触及了年轻一代的新型亲子观念——人宠共居。
上：《幸福快乐的日子》，2026，下：《谎言生活》，2026
此外，还有涉及移民家庭的影片。例如年初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的《贝德福德公园》，也来到了釜山。这是美国韩裔导演Stephanie Ahn的首部长片，它与席琳·宋执导的《过往人生》有相似之处，同样聚焦美国韩裔移民后代的经历，探讨身份认同和代际创伤。片中两位偶遇的主角，分别是受东亚原生家庭创伤的韩裔女性，和被白人家庭收养长大、处于“无根”状态的韩裔男性。
在釜山的记者会上，导演提到，故事灵感来自她自己在“爱”这件事上的认知失调。韩裔家庭和西方文化对爱的表达方式常常相互矛盾：前者包含自我牺牲，后者则强调先爱自己。当这两种互斥的念头在她内心共存时，她感到压力和焦虑。而成为母亲后，她却发现自己也不自觉地继承了父母的一些行为方式。这促使她有了更多思考，于是开始创作这个剧本。
东亚情感，幸福快乐的日子
尽管创作者们都在探索家庭关系，并提出了更多新型家庭模式的可能性，但新的出路并未随之出现。它们大多回归传统内核，走向保守与妥协，并落入“人还是要结婚生子”的窠臼。
在《事到如今谈什么爱》中，三人成家的缘起，实际上是女主角对处理这段复杂关系的逃避。斩不断，理还乱，于是她干脆介绍同样渴望孩子的丈夫和女友结为生育伙伴，三人共同分担养育责任。这个新型家庭的纽带，实际上是要模仿传统家庭那样，共同抚养一个孩子。而三人情感关系在共同生活中的进展，最终沦为了一颗烟雾弹，无影无踪。影片中虽然也提及了单身女性或同性伴侣的生育困境，以及家庭劳动中的性别分工，但这些话题都浅尝辄止。
《事到如今谈什么爱》，2026
《幸福快乐的日子》中，妹妹角色的人设在如今的社交媒体语境中并不讨喜——她是一个听话懂事、期待走进婚姻、屡次原谅“妈宝”男朋友、认为婚姻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年轻女性。
尽管影片对作为一种社会义务的婚姻和生育表达过犹豫，但并未触及女性在其中真正面临的系统性问题：角色悔婚，只是因为婆家不接受她养猫；拒绝生育，是因为她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
影片结尾轻轻地落在了“进入婚姻，不幸福也没关系”这一点上。导演在映后解释，她希望传达的是，幸福没有标准答案，更重要的是女性角色敢于追随自己的内心，即便结果不好，她也有勇气承担自己的选择。她也提到，走入婚姻是这个角色无法避免的结局，因为她观察过身边很多女生，“她没有办法撤退”。
《幸福快乐的日子》，2026
然而，如果结婚和生育被视为仅关乎个体的自由意志，“没有办法撤退”的结构性问题就被巧妙地转移成了纯粹属于个体的责任。女性角色最终走入婚姻，看似是跟随内心的自愿选择，实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这种“自愿”背后，依然服从于既定的社会规则。绕开对既定规则的反思，最后需要兜底和负责的，就只剩下当初做出选择的自己。
这让我想到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男性统治》中阐述的“象征暴力”。“象征暴力通过‘赞同’这个中介建立起来，被统治者不得不赞同统治者（并进而赞同统治），因为被统治者为了思考统治者或自身，或更确切地说，思考自己与统治者的关系，只能与统治者使用相同的认识工具，而这些工具不过是统治关系的被归并形式，它们使这种关系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
多元成家，追问“家”的定义
这次釜山展映的亚洲影片中，比较令人惊喜的是印度尼西亚女导演卡米拉·安迪妮的《爪哇四季》。虽然它并非一部聚焦家庭关系的影片，但片中用少量笔墨有力地呈现了一个能暂时庇护那些处于父权社会边缘的失语者的“家”。
女主角因遭受性侵而正当防卫，失手杀人，故事从她出狱后重返村子的生活讲起。她最先面对的，是来自男性社群的敌意和防备。在男人坚守的世界之外，她在废弃地下室收留了和她一样被驱逐和排斥的边缘人。当她们聚在一起时，地下室就成了唯一能庇护她们的家。
《爪哇四季》，2026
这种不由血缘关系组建，而是因人物相似处境而聚成的社群家庭，也出现在韩国影片《世界的主人》中。导演尹佳恩呈现了一个性暴力受害者互助团体，这个“家”也成为他们日常中最重要的情感居所。
作为一个同样正在处理家庭议题的写作者，对我来说，“家”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它塑造了我最初理解世界、理解家乡的方式。与此同时，站远一点，保持一些距离，也是必要的审视。在创作中，重新认识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关系、那些被视作理所当然的规则，也让我更能真正理解这个“家”中每个人的角色、困境和彼此的关系。
“家”的形态是多元的，但归根到底，它是一种相互治愈和理解的支持网络。当创作者试图重新搭建新的家庭关系时，它可以不忠于现实，不拘泥于传统，甚至应该打破某些陈旧的框架。